当核酸检测成为日常，当健康码颜色牵动人心，一场波及全球的疫情不仅重塑了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与社会运行模式，更在无形中催生了一种复杂而隐秘的社会心理现象——“疫情羞耻”。这种因感染病毒或成为密接者而产生的强烈自我贬低与污名化感受，正成为这场持久战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次生灾害”。

**“确诊者”的沉默与自我隔离**

“我感觉自己像个罪人。”一位康复后的新冠肺炎患者李女士（化名）在回忆确诊初期的心境时如此说道。尽管她严格遵守了所有防疫规定，感染源至今不明，但得知阳性结果的那一刻，巨大的羞愧与恐惧瞬间淹没了她。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病痛，而是“我该怎么面对同事、邻居？”“会不会连累整栋楼被封控？”这种强烈的“疫情羞耻”让她在治疗期间承受了双倍的心理压力，甚至康复后许久，仍不愿对旁人提及这段经历。

李女士的个案并非孤例。在社交媒体与线下交谈中，许多感染者或密接者都流露出类似的情绪：害怕被指责为“防疫的漏洞”，担心被贴上“不负责任”、“到处乱跑”的标签。这种自我归咎与社会潜在的审视目光交织，使得部分个体在承受病痛之余，更背上了沉重的心理枷锁。

**污名化土壤与社会的“隐形鞭笞”**

“疫情羞耻”的滋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土壤。一方面，出于对病毒的天然恐惧和对疫情反复的焦虑，公众容易产生“寻找责任者”的心理，不自觉地将感染者视为“危险源”而非“受害者”。另一方面，个别地区在疫情信息通报中，对感染者行程轨迹过于详尽的、带有道德评判色彩的描述，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这种污名化倾向。网络空间里，针对感染者的恶意揣测与指责并不鲜见，形成了一种“隐形鞭笞”。

这种氛围导致了一些负面后果：有人因害怕被歧视而隐瞒行程，增加了流调难度；有人康复后在社会交往中自我边缘化，影响心理健康；更普遍的是，它加剧了社会的紧张与对立，削弱了本应同舟共济的抗疫凝聚力。

**超越羞耻：从个体责任到集体共情**

要缓解“疫情羞耻”，需要社会认知的集体转向。首先，必须明确，在奥密克戎等毒株高传染性的背景下，任何严格的防护都可能存在漏洞，感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不应简单与个人品德挂钩。公共卫生宣传应更强调科学防护与共同应对，减少对感染者的道德审视。

其次，媒体与信息发布需秉持科学、客观、友善的原则，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进行通报，避免营造审判氛围。公众亦需培养更多的同理心，认识到感染者首先是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个体。

最后，对于经历感染的同胞，社会应提供更充分的心理支持资源，帮助他们走出羞耻感，顺利回归正常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对抗的是病毒，而非彼此。只有卸下无谓的“疫情羞耻”，构建起更包容、支持的社会心理环境，我们才能真正筑牢战胜疫情的精神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