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一个衍生现象日益凸显——“疫情扰民”问题正成为许多社区居民的新烦恼。这并非指疫情本身，而是指在特定防控措施或长期居家状态下，引发的邻里矛盾与生活干扰，对社区和谐与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噪音矛盾升级，居家边界模糊化

最普遍的“扰民”表现集中在噪音领域。以往白天多数居民外出工作，楼内相对安静。如今，居家办公、线上网课成为常态，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在住宅内高度重合。钢琴练习声、孩童跑跳声、线上会议的大声讨论、甚至午间剁馅包饺子的声响，都在工作日白天变得清晰可闻。一位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李女士向记者抱怨：“楼上邻居的孩子每天上午体育网课，跳绳、拍球持续近一小时，楼下听得清清楚楚，自家孩子的网课注意力完全被干扰。”类似投诉在多个社区物业处显著增加。原本可被上班时间错开的噪音，如今在时空上高度重叠，导致邻里容忍度下降，摩擦频发。

公共空间使用与生活习惯冲突

另一重“扰民”源于公共空间与生活习惯。为减少聚集，社区内小型活动场地、花园成为居民有限的放松去处。广场舞音乐时间、宠物聚集遛放、在楼道公共区域短暂抽烟或堆放物品等行为，在当下更敏感的环境里容易被放大检视。部分居民对病毒传播心存担忧，对他人任何可能增加接触风险的行为都更为警惕和不满，从而引发指责。此外，频繁的核酸筛查、物资配送敲门声、防疫信息广播等，虽属必要，但在时间安排或执行方式上若欠考虑，也会被部分居民视为对其正常生活的“打扰”。

基层治理承压，寻求柔性化解之道

面对激增的“疫情扰民”投诉，社区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压力倍增。这些问题往往琐碎、个性化，却直接关系居民获得感。单纯依靠劝阻或规定收效有限，甚至可能激化矛盾。一些社区开始探索更柔性的解决方式。例如，上海某社区建立了“邻里时间公约”，由楼栋居民协商确定较为统一的安静时段与活动时段；成都某小区物业则牵头组建线上“邻里互助群”，鼓励居民提前沟通特殊需求（如需要安静的重要视频会议时间），并组织线上兴趣活动，疏解情绪，增进理解。

专家指出，“疫情扰民”现象本质是特殊时期社会心理压力与生活方式突变在社区微观层面的投射。它考验着基层社区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与邻里关系的韧性。化解之道不仅在于管理，更在于促进沟通与共情。构建“社区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相互体谅的邻里文化，完善灵活弹性的社区议事机制，或许是后疫情时代社区建设需要持续深耕的方向。唯有如此，方能将“扰民”的摩擦，转化为增进社区凝聚力的契机。